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自古人文荟萃、人才辈出。据统计,自南宋绍兴四年(1134)至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的772年间,先后出过进士15人,举人33人。区区一隅,人文历史底蕴如此厚重,英才鹊起,这源于震泽地区连绵不断的文化传承。震泽镇西栅,始建于南宋,以祭祀“震泽先生”王蘋及其高足陈长方、杨邦弼的三贤祠,便是一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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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泽古镇
震泽三贤祠(堂)
三贤祠(堂)是祭祀先贤的地方。“三”可以特指三人,也可是多数,源于孔门“七十二贤人”。从祭祀社稷、先农、地祗到周公、关帝、文昌、城隍;从河神、山神、海神到圣人、先贤、先哲;从祖宗、宗亲、文武功臣到历代君王,无所不祭。国内许多地方,都建有三贤祠(堂)。查阅苏州有关的方志仅得:唐代,昆山锦溪陆氏后裔,为祭祀汉代县令陆烈、唐代文学家陆贽、诗人陆龟蒙等三位祖宗而建三贤祠;南宋绍兴年间(1131—1162),苏州郡守蒋璘在虎丘平远堂建有“三贤堂”,供奉唐代“三杰”——“诗人刺史”刘禹锡、白居易、韦应物;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按察使胡季堂于沧浪亭内的西侧,建“中州三贤祠”,以纪念汤斌、张伯行、宋荦等三位河南籍江苏巡抚。
福建长乐三贤祠
素有“江南邹鲁”之称的震泽,文教昌盛。南宋宝祐元年(1253),就建有三贤祠,且六百多年来屡建屡毁、屡毁屡建,直至1937年11月18日被日军焚毁。
震泽三贤祠是祭祀王蘋、陈长方、杨邦弼三位名儒的,在普济寺东侧。原在镇西栅,宋理宗宝祐元年(1253),由震泽人沈义甫所建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(1264—1294),设立教谕负责乡校的教育及主持三贤祠祭祀。至元二十八年(1291),教谕陈佑又在三贤祠旁的学堂内为沈义甫立像。到了元顺帝至正(1341—1368)末年,三贤祠毁于红巾军起义,震泽人沈善长又将三贤祠迁址至思范桥左侧。《吴江县志》记载:根据南京山西道马舆撰写的《沈工正墓志》,沈善长于1284年至1286年间曾做过江浙行省的前宣使(也即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巡视监督官),后迁居震泽,重建三贤祠并在此讲学。明朝天顺年间(1457-1464),三贤祠败塌。嘉靖十五年(1536),震泽太学生(国子监生员)沈嘉猷在此重建三贤祠,方圆三亩六分,又置田三十亩,其收益作为春秋祭祀以及修缮三贤祠的费用。《吴江县志》说,现今只剩了十四亩四分,沈嘉猷的后代将其中一半的田赋等收益,移作其先祖太常祠的祭祀费用。原吴江知县张明道为之作记。明朝天启元年(1621),沈嘉猷的曾孙沈士哲重修三贤祠。清康熙年间(1662-1722),再度坍塌。乾隆五年(1740),沈士哲的曾孙沈煜等人再予重建,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再度坍塌荒废。光绪十四年(1888),震泽人沈宗汾等拨出丝捐厘金又重建了三贤祠。(注:1937年11月18日,日军侵略震泽,将改作县立震泽民众教育馆的三贤祠焚毁。)
《吴江县志》
据《震泽镇志》补遗等记载:沈义甫,字伯时,生卒不详,震泽人,南宋著名学者。嘉定十六年(1223)领乡荐(相当于明清时举人)第五名,任江西白鹿洞书院山长(山长是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),讲授程朱理学,以文鸣于时,学者称为“时斋先生”,后居于震泽。宝祐元年,在震泽建义塾,立明教堂讲学(朱熹在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中倡导“五教”——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……敬敷五教。”明教堂正是两宋时期传习理学的场所)。又在学堂东建三贤祠,以祭祀王蘋、陈长方、杨邦弼,以三贤后人自居,教学不倦。南宋灭亡后,沈义甫隐居不仕,将所办义塾升为儒学,教谕陈佑绘就沈义甫像立于学堂。沈义甫著有《乐府指迷》,是宋代三部词话之一。
《震泽镇志》(1991-2008)
震泽三贤祠历时680多年,是江南古镇中极为罕见的,是为数不多的崇文重教人文传承典范,乡贤沈义甫、沈善长、沈嘉猷及其后的六世子嗣,为延续文脉,前仆后继,六建六毁,最终毁于日本侵略军的暴行,实为惋惜。如果能重建三贤祠,将对延续震泽文脉有不世之功。
先贤为何要在震泽建祭祀王蘋及他两个学生的三贤祠呢?王蘋又是何许人也,值得震泽学人如此尊重呢?
“震泽先生”王蘋
“先生”是一种称呼,按字面的解释是:是指出生比自己早、年龄比自己大的人;另有先接触陌生的事物的意思,引申为先接触陌生事物的人,所以古代称人为先生有向他学习之意,达者为先,师者之意,后又延伸为对人的一种尊称,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尊称。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,“先生”还另有深意,那就是对三尺讲坛上的教书匠的称谓。而“先生”一词最早则源于《礼记·曲礼》曰:“从于先生,不越礼而与人言。”也就是说:孩子拜师读书后,言谈举止就会有礼有节了,正如窦文涛所说的:读书人是懂得羞耻的。古人称老师为“先生”,而老师称其学生为“弟子”,也即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“弟弟”“儿子”般看待,这种直透着亲情的诚朴的“师生关系”,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界借鉴的。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的《师说》有言“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,老师是为学生传授为人处世和立身存世的基本道理、教授学业、解答学生的人生困惑的,唯有如此,才配得上“老师”这一神圣的称号,否则就是对“老师”的亵渎,更不配称之为“先生”。
文化,系生命之本质、人类之灵魂,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“必然升华物”。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,中华民族至今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正是我们的文脉从未间断过。震泽几代学人对“三贤祠”屡毁屡建,其实质是延续王蘋人格精神及价值取向,延续吴地尤其是震泽之文脉。一个小小的江南古镇,居然出了这样一位宋代大儒,几代学人为之接力传承,震泽古镇文化昌明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震泽古镇
那么,我们来认识下王蘋吧。原吴江知县张明道的《重建三贤祠记》一文,或许是我们打开震泽“三贤祠”奥秘的钥匙。北宋时期程颢、程颐创立了理学,震泽人王蘋西赴伊洛向他们求学。他学成后回到震泽,与其高足陈长方、杨邦弼等人一起,积极传播二程之学,肇端一方,名震一时。“怅古今所得学之正者,吴之两世,子游(言偃)、信伯(王蘋)而已……”张知县视王蘋为“宋之子游”,是继言子之后的吴地又一大儒,人称“通儒”。可见王蘋对震泽崇文兴教之风的贡献之大。至此,我们也就不难理解,为何沈义甫从白鹿洞书院讲学一回来,就在震泽为王蘋及其两位高足建“三贤祠”,以褒奖他们将二程学说传入吴地,使吴人“得重接学统”。沈义甫还继承了王蘋遗风,继续在震泽地区传播程朱理学,使“人习诗书,户闻弦诵,殆駸駸日上(蒸蒸日上)矣”。
王蘋画像
《苏州府志录(姑苏志)》等比较详实地介绍了王蘋的生平及主要学术活动。王蘋(1082-1153),字信伯,号震泽,素行高洁,忧时爱国。祖上是福建福清人、唐朝水部(工部属下)郎中王棨,有专著《麟角集》。王棨八代孙王伯虎,字炳之,嘉祐年间(1056-1063)进士,官至户部员外郎(正六品),与苏东坡、黄庭坚交好。王伯虎堂弟王仲举,字圣俞,脾气耿直学问做得好,却不合世俗,举家迁往吴江震泽,死后获赠奉议郎(文散官名,从六品上)。王伯虎生王蘋,过继给大伯父王伯起。王伯起,字圣时,师从王安石、曾公亮父子,拜师于曾巩,给自己居室题额“酉至”,著有诗集《道野集》,死后获赠右宣议郎(七品文散官)。
《麟角集》
二程在洛阳始创理学,王伯起让王蘋去拜他们为师。王蘋通晓《春秋》,不久,所学理学成就在洛阳、汴京就名列前茅,并将已极负盛名的杨时比了下去了,时人都说王蘋是后来者居上。宋绍兴四年(1134)十月,南宋赵构帝驾临苏州,知府孙佑向皇帝举荐王蘋。丞相赵鼎召见问政后补录其为右迪功郎(正九品 乡镇主管)、赐进士身份,任秘书省九品藏书馆校对兼史馆校对。他奉旨逐一列举赋税退征之利弊,上奏治理国家的根本有三:正心诚意、辨识君子与小人,消除派别之争。皇上非常满意地对辅臣说:王蘋虽出身低微,谈论国事却如久为朝臣,大凡读书人能通晓世事,方可成为有用之才。王蘋负责记录皇帝日常生活起居,并拟写褒奖诏书及皇帝对臣下表彰的圣旨。朱震、胡安国、尹焯都曾举荐王蘋替代自己,尤是胡国安力荐,说他学承其师,通晓时务,谏言委婉中肯,多有裨益。后王蘋又升任国家专职修史员(八品)、常州通判(从六品)及台州崇道观主管等,官至左朝奉郎(从六品)。因其从子王谊触犯秦桧受牵连而被罢官,最终只给了闲职,便主动退隐。后与南宋理学家林光朝、林亦之、陈藻在龙江书院讲学,对洛学在福建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“震泽先生”之“震泽学派”
王蘋所创立的学派,就是“震泽学派”了。王蘋因在震泽讲学,学者称“震泽先生”,所创学派称为“震泽学派”“震泽学案”。王蘋弟子众多,著名的有陈长方、陈少方、杨邦弼、章宪、周宪、范如圭、曾几、陆景端、施庭先、宋宜之、曾逮、方翕、林光朝、陆九渊等,他们纷纷前来求教,因形成“震泽学派”。震泽学派主要传播二程学说,对程颢的“心”“性”学说有所发展。把学问分为“帝王之学”“世儒之学”,认为“帝王之学当与世儒之学异,世儒之学往往于经世大法,莫之察也;帝王之学在措诸事业。此其所以异也”;认为“人心广大无垠。万美皆备”;还说“万物皆备于我”,提倡“尽心知性以知天”,“存心养性以容天”,“欲传尧舜以来之道”,需“扩充是心”就可以了广(《宋元学案》卷之十九《震泽学案》)。还认为鬼神“是阴阳之功用,非世所谓鬼神。”他还将禅学引入儒学,后人以为其学说“近禅”。“震泽学派”主要著作有王蘋《论语集解》(未成而卒)、《易传》《王著作集》,陈长方《步里客谈》《尚书传》《春秋传》,章宪《复轩集》,曾逮《习庵集》等。震泽学派主要流传于吴地,他们将二程学说传入吴,使吴人“得重接学统”。
《宋元学案》
《震泽先生别集》
来源:吴江通微信公众号 作者:周伟虎 媒体选稿编辑:李俊锋 (知名文化传媒人、新媒体运营师、高级摄影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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